扩大服务消费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促消费、扩内需的重要引擎。近年来，我国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向惠民生、促消费方向倾斜，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“投资于人”，到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的出台，再到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“促进消费和投资、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，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”，精准把握了“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”与“居民收入相对不足”的矛盾。当前，服务消费的重点正从基础生活型向高品质、多样化转变，尤其集中在居民消费需求最旺盛、潜力最大的文娱、旅游、体育等改善型消费和数字、绿色、健康等新型消费上。因此，抓住扩大服务消费的“牛鼻子”，即从供给端多维度扩大居民收入来源，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与财产性收入的合理拓宽，才能在需求端不断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。
一般而言，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消费结构。改善型消费对收入变化较为敏感，而这种敏感性直接受制于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的状况。当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快时，居民在基础服务需求满足后，会将更多收入投入改善型服务，推动消费结构从“物质满足”向“精神追求”升级。若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，改善型消费的下滑幅度则会远超收入变化幅度。同时，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也会影响消费决策，若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，居民将更敢于增加改善型消费。从数据上看，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，仅为美国的15.9%，且其中工资性收入虽占比最高，但增速受就业环境影响面临压力，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10%。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6.1%，今年前三季度进一步提升至46.8%，但高端教育、文化娱乐、旅游等改善型消费占比偏低。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相对不足，让居民无力承担“长期回报型”改善消费，直接制约消费升级的步伐。
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信心。当前居民消费信心不足，症结在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对不足，叠加外部环境冲击，进一步压缩了服务消费空间。一方面，工资性收入不稳加剧消费顾虑。就业是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，但目前来看，部分就业市场波动、产业调整带来的岗位不确定性以及薪资增长乏力、收入波动加大等问题，直接导致工资性收入稳定性降低。收入不稳，让居民不敢轻易增加改善型消费，只能优先保障基础生活支出。另一方面，财产性收入缩水削弱财富安全感。财产性收入与金融资产、自然资源等相关，涵盖利息、红利、租金等类型，受经济周期与市场波动影响较大。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偏低，且受楼市、股市波动影响大，部分地区因资产贬值出现财产性收入负增长，不仅减少“账面财富”，还将降低未来资产增值预期，对服务消费产生“挤出效应”。同时，资本市场波动也会导致金融资产收益不稳定，进一步加剧居民对财产性收入的担忧，迫使更多资金流向预防性储蓄。
深化重点领域联动改革，完善“投资于人”的制度保障。通过财政、国资与社保等领域政策协同，聚焦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与财产性收入拓宽，为服务消费增长提供支撑。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强化对工资性收入的定向支持。包括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地方财政能力的联动机制，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；扩大以工代赈范围，提高重点项目中的劳务报酬占比，帮助农民工、脱贫人口稳定增收；压缩非必要专项债，将更多资金用于劳动力技能培训，夯实工资增长的能力基础。二是发挥国有资本在拓宽居民收入渠道中的作用。通过划转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、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公共预算比例，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压力，间接扩大服务消费空间；同时，支持央企国企加强市值管理，通过分红、回购等方式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。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抓手，增强收入稳定性。在防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，重点购买就业帮扶服务，为大龄、残疾等困难群体开发公益性岗位，保障其基本工资收入；购买农村资源运营服务，规范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流程，降低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成本与风险，实现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。
实施精准化政策引导，推动“投资于人”与服务消费协同发展。建立收入增长与服务消费升级的联动机制，通过政策倾斜支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。一是调整政策结构，将服务消费与收入增长紧密挂钩。具体而言，对教育、文旅等改善型消费，可面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或参与技能培训的居民发放专项补贴，引导从技能提升、工资增长到扩大服务消费的良性循环；对落实“技能导向薪酬制度”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，激励其将服务类岗位薪酬与技能等级挂钩；同时在农村地区，对通过土地流转、房屋出租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农户，发放农资服务与养老托育等定向补贴，进一步激活农村服务消费市场。二是调整补贴重点，使其向服务消费领域倾斜。突破“以旧换新”等传统耐用品补贴局限，将政策资源导向与收入相关的服务领域。如对居民将股票、基金等财产性收入用于服务消费的部分，可配套发放消费券进行激励；对参与技能培训后实现薪资提升的劳动者，则提供教育、医疗等改善型消费补贴，放大收入增长对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。三是强化职业培训投入，筑牢工资性收入的根基。针对农民工、脱贫人口开展“订单式培训”，由政府补贴费用、企业明确培训后薪酬标准，确保培训有效转化为工资增长。同时完善就业指导与薪资协商等配套服务，多措并举释放服务消费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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